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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观察 金锦萍:反思是进阶的开端

:2020/09/08

  99公益日开启第一天, 公众捐款超过了6亿元,仅30分钟内参与互动人次就达到了3600万次。

  “今年應該是99公益日的反思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表示。

  走過五年,進入第六個年份,99公益日給公益組織的發展和創新帶來了什麽?給公益行業及其生態帶來了什麽?給大衆和社會意識帶來了什麽?同時,公益組織借助99公益日突破和打開了什麽?公益行業的格局和價值觀在99公益日的激蕩之下又有怎樣的變化?面向未來,騰訊公益及99公益日又可以繼續做怎樣的進化?

  反思,是進階的開端。

  1不能唯結果論,應該更重視過程

  《社會創新家》:如何評價過去五年99公益日對整個公益生態的價值與意義?

  金錦萍:99公益日是一次公益嘉年華。其價值不僅在于募捐數額,而是普及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讓捐贈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公益能成爲媒體、公衆關注的話題,99公益日功不可沒。

  99公益日促進了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公益組織與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公益組織之間的募捐合作,這是一種生態構建。近兩年騰訊也開始關注行業能力建設,但從整個公益生態來講,我們不用對99公益日期待過高,它只是一次盛大的公益嘉年華。

  《社會創新家》:最近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撰文寫道:抓住99公益日這根“稻草”,所有“難以爲繼”的草根組織都有機會向死而生。你怎麽看99公益日之于草根組織的價值?

  金錦萍:我不建議公益機構將99公益日看作“救命稻草”,僅憑“稻草”是救不了命的。公益機構不能過度依賴99公益日,從而忽略機構的本心與初心。公益組織應積極尋找基金會或聯合勸募機構合作,構建自己獨特的發展戰略與社群網絡。

  公益不能唯結果論,應該更重視過程。公益不僅僅是獲得公益績效,而是對價值觀、美好品格的堅守。如果公益機構僅以獲得配捐爲主要目標,並爲此不擇手段,目的落空後惡語相向,這與公益背道而馳。

  《社會創新家》:但是現在許多公益機構十分重視可量化的公益績效。

  金錦萍:這與近些年來公益功利化的趨勢有關。在以前,公益的主流話語是賦能、賦權,強調價值觀的改變。但近些年,公益出現很多量化的痕迹,強調募捐額、救助數量。量化具有一定優勢,譬如矯正傳統公益存在的各種問題,提高公益效率。

  但量化只是手段,如果將量化當作目的,將悖離公益的初心。這種功利化趨勢影響捐贈者、基金會在選擇公益項目時,更傾向那些容易成功、量化得漂亮的項目,不利于整個公益行業的發展。

  2公益馬太效應不可避免

  《社會創新家》:今年99公益日,你最關注哪個問題?

  金錦萍:今年剛開始我有幾個不太好的預測。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社會募捐300多億元,極大透支了社會慈善資源。我比較關注今年99公益日的發動力會有多大,將有多少人參與,募捐數據是否會有所下降。

  同時,我關注到慈善會系統和紅會系統異軍突起。在抗疫的300多億資金裏,有九成資金是通過慈善會、紅會系統募集,其他慈善組織只占20多億。在這次99公益日,慈善會和紅會可能還會占據比較重要的角色。

  今年應該是個反思年,對99公益日的反思會比較多。

  《社會創新家》:你對99公益日有哪些反思?

  金錦萍: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到底什麽樣的機構能在99公益日贏得捐贈。以往來看,傳統的個人大病救助類、擅長講故事的公益項目,獲捐比較多。可見,慈善資源在99公益日中的配置,捐贈人並不是以社會需求、社會問題緊迫程度、公益機構優劣等維度爲標准來捐贈。按照99公益日的分配規則,本身越有資源、能力的公益機構,越能贏得騰訊的慈善配捐。

  如此一來,公益馬太效應不可避免。互聯網公益雖然具有很多優勢,譬如支付便捷、蹤迹可查、反饋及時、透明度高,但缺乏一個科學的、理想化的資源配置方式,社群構建也不足,這是互聯網公益的死結。

  其實騰訊已經看到這個趨勢,所以推出了2個億的鼓勵扶持計劃,算是在公平之外做的額外資源傾斜和補償機制,對于今年受疫情影響的機構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這也需要促使公益機構好好反思自身可持續的資源從哪裏來。

  《社會創新家》:在國外,公衆捐贈是善款的主要來源,但中國與國際差距巨大,99公益日對公衆捐贈的提升有哪些推動?

  金锦萍:99公益日作为一种公益活動,在公益传播、捐赠文化倡导上,有一定作用。但在慈善文化的培育方面,99公益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还不确定。因为并不是所有公益项目都能在99公益日获得筹款。

  那些面對特定的、具體的人群且有一定社群基礎的公益項目,也許會從99公益日獲得很多資金。但那些公益性更強、沒有特定受益群體的公益項目,譬如惠澤所有人的環保、文化項目,反而通過99公益日獲得公衆籌款比較困難。

  《社會創新家》:除了每年數億資金,從社會創新的角度來看,騰訊還可以做哪些創新?

  金錦萍:99公益日有較大的可拓展空間。人人可公益,不是人人都捐贈,捐贈不是惟一的公益方式。做公益歸根到底是用合適的人提供合適的服務來解決社會問題。金錢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不要簡單把公益金錢化。

  但不能由此批評99公益日,畢竟騰訊無法包辦所有事情。問題是,除了騰訊,爲什麽沒有更多企業參與進來,搭建一些捐贈之外的其他募集平台。譬如專門募集志願服務的平台。這是需要我們反思的問題。

  3對規則的理解是對價值觀的敬畏

  《社會創新家》:99公益日的規則每年都會調整,一些聲音認爲規則複雜且多變,參與成本高,你怎麽看?

  金錦萍:規則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規則只是想讓99公益日更加公平。既然99公益日是一場公益嘉年華,公益組織了解遊戲規就很必要。如果你對規則尚且缺乏耐心,怎麽可能服務好受益對象?規則本身是有價值觀的,對規則的理解恰恰是對價值觀的敬畏。假如反對某個規則,依據應當是考察規則是否違背價值觀,而不是因爲規則不夠簡單或讓自己感到不舒服而反對。

  但制定規則,這個行爲本身也要遵循一定規則。規則的連貫性和穩定性要有保障。規則可以改變,但一些主要條款最好不要修改,否則會影響公益組織的預期,拉高機構理解並接受規則的成本。規則可以針對問題做必要的修改,但絕不是任性的修改。沒有完美的規則。制定規則是不斷打補丁的過程,針對存在的漏洞,可以抓大放小,並提供異議、舉報等填補漏洞的渠道。

  《社會創新家》:地方慈善會力從去年開始在99公益日表現突出,去年占據籌款榜的一半席位,由此引發熱議,你怎麽看這種轉變?

  金錦萍:這個轉變說明,僅從募捐技術上來講,慈善組織想要提升是比較容易的。看待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套用官民對立的思維,不能根據身份來定是非,而應思考爲何對方可以募捐更多。如果是通過行政命令,違反慈善捐贈的自願原則,這需要糾正。如果對方的確擅長做社會動員,民間公益機構需要向他們學習。

  從慈善會的突出表現來講,我們需要反思:真正的捐贈群體究竟在哪裏?在縣市以下,如果都是紅會和慈善會,說明這個位階的社會組織沒有真正培育起來。但基金會主要是國家登記和省級登記,真正往下沈的機構不多。從分級管理體制來看,以後慈善組織登記,是否要下沈位階,真正做到社區化,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另外,縣市以下的紅會和慈善會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可能催生出很多社會服務機構。我們應該關注他們如何使用善款,心態要開放一些。

  4公益捐贈都是一次理性voting

  《社會創新家》:近兩年,99公益日較多討論理性公益,你怎麽理解理性公益?建設理性公益生態系統,需要哪些相關方的共同努力?

  金錦萍:理性公益不是去除情感,而是爲了公益可持續發展,倡導公衆不要盲目做公益,要量力而行。理性的背後是科學,人們需要思考做公益的目的。做公益不僅是情感上被觸動,每一次公益捐贈都是一次理性voting(投票),代表個人對社會問題的深層次思考與行動。捐贈者需要慎重對待自己的voting。理性公益倡導人們做負責任的、有權利意識的捐贈人,積極行使捐贈人的知情權、監督權。

  理性公益意味著公益要做到根子上,找到根本原因,解決根本問題。做公益是正己助人,是用你的靈魂碰撞另外一個靈魂,激發對方的潛力和價值觀。做公益不是給予簡單的資助,這反而會導致受益者變得更加墮落。濫行布施比吝啬更爲罪惡。

  《社會創新家》:走過五年,面向未來五年,99公益日還有哪些可以進化的地方?還有哪些發展的可能性?

  金錦萍:雖然我一直認爲不要對99公益日期望太高,但的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99公益日目前具備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所以我們不免對它有更多的期待。希望它引領更加科學理性的公益理念。譬如慈善不僅是金錢,應該優化慈善資源配置,讓真正優秀的慈善組織獲得更多資源支持。

  99公益日應引導、培養有責任心的公募組織。善款不僅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責任。這些公募組織不僅提供募捐平台,也是募捐的組織者、資金的管理者、信息的公開者、資源的對接者,需要合力多做一些創新的事。

  騰訊公益已經具備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必須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它無法再用私人企業的身份來爲自己做抗辯。騰訊可以制定更完善的制度,譬如監管、信息公開等,引導各家慈善組織盡到應有的責任。

  《社會創新家》:作爲學者,你對公益行業未來在籌款、公衆認可度等問題上,持一個什麽樣的預判?

  金錦萍:中國公衆從來不缺乏愛心,問題是我們要理解阻止他們愛心的障礙在哪裏。目前來看,疫情透支了公衆的公益熱情,伴隨經濟下行,整體影響可能會持續到明年。

  這次99公益日是個試金石,可以檢測出有多少慈善組織具備完備的線下社群基礎。假如募捐數據穩定,不降反升,這就是公益組織的成功。于騰訊而言,募捐數據越好越成功,而對慈善組織而言,成功在于它離開99公益日後還能活得很好。

  至于慈善行業與公衆的關系,假如行業一如既往只將公衆視作捐贈者,隔閡會越來越大。公衆不具備公益常識,正是因爲他們參與不夠,與公益的連接非常薄弱。公益組織應該將與捐贈人的合同關系,扭轉爲夥伴關系。當公衆身處公益之中,公益常識自然就懂了,進而發展出與公益組織彼此成全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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